近几年，大数据及其分析技术正逐步改变各行各业的功能。无论是交通、能源、商业，还是医疗健康、教育等公共服务等领域，都在以大数据为发展契机，加速与信息技术的深入融合。对此，与会专家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分享交流了大数据所带来的改变。

天津财经大学理工学院曹景林教授从统计学入手，以数据形式展示了互联网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他认为，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和企业经营方式，这些改变必将对社会治理概念、模式、途径产生根本影响。通过互联网，这些信息累加起来形成大数据，而数据作为一种资产，再形成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同时，他总结了大数据对社会治理的八大影响。一是拓展了社会治理的范围。二是使社会治理更为精准化。由于信息的双向交流，大众的广泛参与，社会管理模式从以往的方格化演变为网络化，从而使政策制定更为人性化。三是促使社会治理更为及时，因为大数据有助于我们实时甚至预先了解发生的问题，防患于未然。四是促使社会治理方式的多样化，比如，让更多人群进行自我管理的自组织模式。五是促使社会治理结构扁平化。六是解决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问题，从而解决公共事务问题。七是利于预测非正式制度的演化。八是社会治理中的隐私保护问题。由于大数据的透明化，隐私保护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杨书文教授，则关注于大数据对政府治理能力层面的影响。对政府治理理念而言，大数据使其更为开放、包容、关联且科学；而从政府社会管理来看，大数据则使公共政策科学化、精细化，公民参与常态化，社会治理更为高效、节约。

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陈柳钦认为，在大数据时代，社会运营结构、治理模式都在发生改变，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更为多元化，社会治理的思维面临冲击。同时，大数据的种种风险并非单靠人为就能控制，更何况有技术上和制度上的风险。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丛屹探讨了网络治理模式的缺陷问题。他认为，由于工业4.0已然来临，未来网格化的社会是基于每个个体供需之间的对接。对此，政府科层管理的结构如何与社会网络化的管理结构相融，目前答案并不明朗。

大数据时代的挑战与对策

那么，在各个领域相对比较混乱、问题迭生的情况下，社会又该如何创新和调整？陈柳钦院长认为，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基本前提是实现法治现代化。此外，要掌握基层数据，并建立服务型政府。虽然十几年前便提出建设电子政务，但至今并未真正实现。因此，在大数据时代，为确保社会治理现代化，即是要构建一个真正的电子政务平台和应用体系。同时，他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即云治理。但是，云治理只是一个手段，最终要走向全面治理和微治理。

杨书文教授则从政府角度探讨了治理能力提升的三大策略。第一，在政府治理理念中融入大数据思维。这就要求政府从数据收集者转向数据分析者，从大数据中预测社会需求，预判社会问题，并探索政府治理的多元、多层、多角度特征，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第二，把大数据技术运用于政府治理的具体过程。具体来说，可选择医疗、金融、视频安全等具有一定大数据基础的政府治理重点领域，实施大数据技术应用示范工程，进而带动和促进大数据技术在政府治理其他领域的运用。第三，整合大数据资源的数据标准和应用规则。这就要求建立统一的元数据标准体系，以及大数据生成、发展及发布的数据标准格式，便于数据的无缝隙统筹整合，使原本散落在各部门的信息数据整合起来，打破信息孤岛状态，为政府治理建立基础。

天津商业大学齐艳芬博士从多元主体的角度出发，倡导城市政府、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进行协同合作，形成多元协同网络供给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使各供给主体准确把握市民需求信息，也为协同决策的实现奠定了必要的需求信息基础。同时，协同决策机制在确保决策科学性、协同性的同时，也激发了市民和各主体的需求协同。简言之，协同生产机制提升了整体生产效能，并控制了系统运行的风险，使多元协同网络具备应对新需求和可重构的能力。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无论是社会治理还是社会组织的管理，党和政府都需要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以天津为例，据天津市社会团体管理局局长张宝甫介绍，目前天津市社会组织的数量是3万多，其中登记注册的是5199，而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从2012年的12000增长到当前的26000，可以说呈现出一番星火燎原的态势。

尽管天津社会组织发展迅猛，但是信息化建设仍是天津的短板，而且社会治理人才培训的碎片化也是一个大问题。对此，张宝甫结合大数据、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总结了五个融合点：一是完善顶层设计，改变社会组织信息化建设的滞后局面；二是改革社会组织治理模式，科学依法监管；三是把握动态需求，优化精准服务；四是加强社会组织舆情的分析；五是逐步完善社会组织数据库，服务科学决策。此外，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张同顺还补充，立足于京津冀，天津应该通过大数据，建立智库联盟，形成资源共享。

中央党校副教授郑琦则着眼于全国，总结了全国社会组织的共性。现阶段，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属于政策型领导，但仍有大量社会组织游离于政策型领导之外；中观层面是整合型领导，在其领导下，建枢纽型组织，但组织本身却力不从心；微观层面则为嵌入型领导，这能够加强在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力度。她分析，在现实互动中，社会组织对党表现出一种既依附又挑战的矛盾心理，使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在卖主模式与伙伴关系模式中左右摇摆。面对社会组织的这种既依附又挑战的矛盾，党组织应该积极采取行动予以应对，既不能从严管控，抑制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也不能坐视不管，等着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后来挑战党的权威。明智的做法是，党主动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在有计划、有步骤地给予社会组织发展资源和发展空间的同时，保有党自身在社会领域的力量与权威。

社会制度的设计方案与评估

社会治理方式是否有效，需要科学系统的评估系统。天津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孙全胜表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内各大城市的硬件设施已相对强大。但是相比国际上其他城市，我国的社会秩序仍比较落后，对外形象的提升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以前“重建设、轻管理”的理念，特别是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存在问题。以城市中对乱停车现象执行罚款为例，由于执行和后期监管的不力，这种方式已从手段演变成目的。他认为，提升社会治理手段的科学性，是改善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如何加强社会治理手段建设呢？

对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孙莹教授分享了她对大数据时代社会服务方案设计与评估的研究。在方案设计阶段，需基于实际状况、政策要求、理论探索、服务经验对问题和需求进行界定和评估，理清问题的轻重缓急和优先次序，并据此提出正当、可行、可接受的策略和目标。在服务制度设计的过程中，要把握好资源的投入，监督整个运作过程，并保证服务的产出。孙莹教授列出了衡量服务方案品质的五项指标，即可及性、符合度、可信度、保证度、持续性。同时，她认为应该精准评估产出和品质，这就要求同时把握量与质两个方面，也还需要从近期效果、长远效果来精准评估成效。以社区服务治理为例，近期效果需达到解决问题并满足需求、增加社区资源、改善环境等目标。如果是长远效果，那么在环境层面，则要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在不同辖区单位架设桥梁，形成合作；在网络层面，则需要巩固支持网络，使网络能够发挥作用，并促进互信互助和增强凝聚力；在个人层面，则要建立正面的价值观和归属感，增强个人能力和自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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