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商会组织是典型的第三者角色。它既不同于政府，承担社会管理的主要责任，并用强制性税收来支持自身运营和公共服务投入；也不同于企业，通过市场化运营来获取盈利来支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在抗击疫情中，作为介乎与政府和企业间的商会组织，既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要求会员遵守各项防控规定，坚守在全民抗“疫”的阵线上，更要发动会员企业弘扬奉献精神，捐款捐物，还要在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上做好积极的引导服务。

此次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疫情危机，对商会组织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个问题对商会组织的未来发展方式、作用领域和战略定位有直接关系，我认为必须做一个总判断。关于疫情对商会的影响，我的判断是短期影响有限，长期影响巨大。

所谓短期影响，是指疫情发生期间对商会的直接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所谓长期影响，是指疫情发生后对商会未来发展的影响。我认为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深化了政府对商会的认知。在本次疫情中，我得知了两个领导的讲话和批示。一是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于2月28日在武汉召集部分武汉校友、楚商代表座谈，勉励他们积极参与战“疫”。随后，全球楚商异地商会和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全球分会迅速行动，为保卫湖北和武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于2月28日在浙江商会会长马云收集汇总的《惠企政策措施浙商企业家建议》上做了重要批示，把浙商提出的政策诉求，作为应对疫情抓经济工作的高效手段。可见，政府通过疫情危机，对商会作用有了新认识，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商会发展模式形成重大影响。这种案例较多，几乎各省和地市政府都有。

第二，进一步拓展了商会职能空间。商会到底做什么？如何为政府服务？如何为社会服务？如何为会员服务？这些问题还处于探索中，没有形成机制化的职能体系。大多数商会还停留在联谊交流层面，有人戏称商会为“自娱自乐”型。在此次疫情中，由于事件倒逼，一些商会一方面积极宣传政府的防控政策，通过公开信和自律告示来要求和约束会员的行为，一方面主动向政府反映会员的困难和诉求；一方面发动会员捐款捐物，一方面为会员企业员工复工复产积极协调；一方面安慰会员，一方面服务老乡等。这些由危机事件倒逼出来的工作职能，正好体现了商会价值，如果能够及时梳理和固化，将逐步演化成商会机制化的工作职能。

第三，进一步提高了商会的社会影响力。以海南省湖北商会为例，在这次疫情中，由于家乡湖北处于疫情重灾区，海南省政府安排了专门机构对接商会的防控工作，使商会在抗击疫情总体战和阻击战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商会因为包机组织滞留在海南的老乡返回家乡，获得了在海南7万多湖北游客的高度评价，央视等主流媒体连续进行了报道；商会组织医用物品和瓜果海鱼等物质捐赠给湖北和海南，同时为滞留在海南的湖北老乡解决了许多生活难题，全面提升了商会在湖北和海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全国类似案例很多，可以从整体上提高社会对商会的关注度。

总之，从疫情对商会的影响看，短期存在许多不利因素，长期有利于商会实施战略转型，由“联谊性、娱乐性”向现代商帮性商会转型。

我们先讨论一下商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商会组织发源于法国，商会在中国则是近代化的产物。古代并没有这个概念，但有商会性质的组织，那就是会馆，明清两朝，商品经济渐次发展，各地会馆应运而生。清末实行新政，随后就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商会组织。

我国商会发展有一条规律，就是直接受到政府对商会的认知提升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双轮驱动。从时间点来看，往往都与重大事件有关。如辛亥革命前夜，中国各地的商会达到了1000余家，武昌起义的后勤保障主要来自汉口商会，前后提供了数百万银两，解决了革命军的给养问题。

北洋时期和蒋介石统一全国后，商会的性质、作用都一脉相承，没有根本改变，商会的合法权益自然也就得到了保障，当时的政府忙于政治与军事，几乎无暇顾及工商实业，但恰恰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期，直至抗战前夕，当时中国的GDP稳居世界第二，是日本的两倍，这主要得力于商会的贡献。

商会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帮会，是企业之间抱团取暖、相互帮助、共同发展、做大做强的民间组织。是政府的帮手，可以帮助政府管理协调企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也可向政府替企业争取合法权益和扶持政策。

汶川地震中，我国商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新型的商人组织形态出现。商会在地震救援行动中提供信息、快速反应、疏通瓶颈、捐款捐物等，发挥了独特作用。地震救援实践成为商会在当代社会亮相的绝佳机会，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各地方政府对商会组织成立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商会由早期的一省一会，发展到省、地、县多层次的地域性商会，一些校友社团也积极细分为校友企业商会，行业协会也开始与政府脱钩向现代商会转型，形成了商会组织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从上述历史逻辑和我国商会在这次疫情中所受到的影响看，我认为，未来5年，我国商会组织将进入发展新阶段，主要有如下特征。

第一，商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将更加明晰。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出台《商会法》，现有法律法规中也没有相关条款明确商会的法律地位，制约了商会组织的发展。新冠疫情引发了各界对我国治理体系的再思考，如武汉红会对救援物资的处理引起网友的剧烈反应，红十字会的机制是否可以与商会机制融合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陈一新发动商会力量参与救灾和沈晓明重视马云的建议，将会引发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商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地位机制化的探讨。我判断，新冠疫情将加快我国商会法律地位的确立，加速政府职能转移，促进政府与商会的联系、合作和购买服务体系的建设，促进商会收入结构的优化和服务职能的机制化。

第二，商会能力体系建设将全面加速。相对于经济、政治领域的改革，社会领域的改革步伐要缓慢些。但不管怎样，社会领域还是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大量的商会组织。近几年来，商会组织迅速发展，数量急剧增加，是改革开放后社会领域的新情况。如果说汶川地震是商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组织化形态亮相的话，新冠疫情之后，商会组织将全面进入能力建设的新阶段。重点表现在，所有的商会将加大服务产品开发力度。如促进产业链配套合作，为中小企业抱团发展服务；招揽并承办省市、国家、甚至国际型的会议会展，为会员企业市场拓展服务；参与竞标政府购买服务各类项目，成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有力竞争者；游说政府为会员争取优惠政策；多办有利的准公共服务项目。与此同时，商会的专业化、职业化和年轻化将成为商会发展的主流，一批社会精英将进入商会成为中坚力量。

第三，商会的财务结构将逐步趋于合理。随着政府对商会认知的提升，以及商会自身能力的逐步提升，商会的职能空间将全面打开。原来以会费为唯一收入来源的商会财务结构将会明显改变，在会费收入保持稳健增长的前提下（我不主张免除会费，商会作为社团组织，必须以会员为基础，会费是对商会认可的一种投票方式，取消会费就会改变商会性质），政府购买服务收入占比会逐年提高，估计5年内会提高到15%左右；服务性收入也会逐年提高到20%左右（服务性收入是为会员提供的准公共性服务项目，不是单独开办的经营实体收入）。商会的总收入和总结余会明显变化，大都数商会不会因为财务紧张而不能正常运营，商会抵御风险的能力会大幅度提高。部分商会将添置固定住所，通过固定住所作为商会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第四，商会的组织化方式将更加有效。长期以来，一些民营企业家对商会的性质特点、职能作用还不够了解，认为商会就是收费、开会、捐款的组织，加入商会不能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和好处，反而增加了企业负担，导致商会对民营企业家的吸引力不够。疫情中，许多商会都开展了防控自律教育，有效增进了商会自律机制的认可度。疫情后，商会将在自律机制认知的基础上，聚焦自己打造商帮的使命，围绕企业家成长，产业发展和商业理念的进化，必将进一步促进商人在产业链上的合作。日本和中国相比，商会发挥的正面作用往往比较大，许多中小企业通过商会协调，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使命共同体”。这种通过产业链合作来发挥商会配置资源作用的方式，有利于改变民营企业家对商会性质和职能的认识，提高他们参与商会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商帮的类型将更加多元，传统的地域性商帮将拓展到校友企业家商帮和行业商帮等领域。而强化自律机制有利于商会组织化程度的提升。

第五，商会活动形式将更加多元务实。由于新冠疫情的倒逼和5G技术的推广应用，商会着力于改革原有集聚式活动方式，移动互联网的“线上”思维将有可能会成为完善商会服务体系的一种手段，互联网的“线上办公”和“线上交流”将会作为商会组织传统服务模式和工作方式的补充。商会通过构建网上服务系统，有利于彻底解决服务基层会员不足的短板，将服务职能通过网络体系，大数据智慧系统构建崭新的商户活动形式，形成线上线下互动，进一步扩大会员的服务面，真正体现会员是商会主体的宗旨。目前，有些商会已经开始探索网上商会运行方式。比如会费收缴、会员联络、数据统计、活动策划、宣传报道、商会信息的大数据等，所有日常工作完全可以利用互联网的平台更好的提高工作效率，并通过建立标准化的工作制度、工作方法和措施，更好的促进商会服务的系统化以及商会资源整合的便利性。疫情之后，这种探索将进入到有效推进的阶段。

商会的核心成员是企业家，这是一个最具基本共识也是最务实的群体和阶层，由他们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是最有成效的。我相信，新冠疫情之后，社会各界将重新评估商会组织的价值，积极促进商会组织向现代商会转型，并以商会的发展来推进中国政治进步、社会和谐与民主发展。